一些学者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的思维”。由于军备事关国防安全，技术民族主义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在武器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例如，理查德·比辛格（Richard A.Bitzinger）提出，技术民族主义冲动源于印度希望实现战略自主，并追求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

然而，这种视角往往过于宏观，且倾向于抬高莫迪国防工业改革的政治意味，特别是一如既往地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作为印度维护战略自主、提高国际声望、标榜自我形象等的指征，因此往往做出过于乐观的成效评估。

例如，这类叙事通常高度依赖政策文本与官方数据，认为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已成功激活私营部门、放宽外资限制提升本土化率，成为印度国防工业的“转折点”。再如，这类叙述还主张，印度还可借助日益强大的本土军工能力，路身全球军售市场。这类叙述的核心逻辑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归纳为“政策创新”“市场激活”“能力跃迁”三阶段。

这类观点聚焦莫迪政府的体制性改革，包括莫迪政府2019年年底任命印度有史以来首位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se Staff），并在其领导下成立致力于推动国防生产本土化的军事事务部（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同时，有学者认为，这种体制改革能够缓解作为乙方的印度军队与作为甲方的印度国防企业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不断滋生信任赤字，阻碍印度发展本土国防工业。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莫迪政府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军工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一方面，传统国防公共部门企业面临利益冲突，极力抵制变革；另一方面，DRDO因为不含生产实体，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此外，莫迪政府仍像以往一样无法将商业技术融入国防部门，同时也无法运用信息技术优势反哺国防工业发展。